从当时的档案看，在7月31日到11月20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秘书处对第五次讨论稿的序言部分先后修改了13次。

就中国当时的外部环境而言，并不比18世纪末的美国更好，实际情况是中国刚刚结束朝鲜战争，是否再次进入战争状态，殊难预料。那么宪法草案初稿是如何确定35岁这个标准的呢？根据曾经参加制宪的董成美教授的回忆，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关于国家主席需要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问题，当时在北戴河田家英同志让我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查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元首是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

[28] 参见李林：《最高国务会议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其原因一如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所说：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制度对健全过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几乎是改变了原有的定位和设想。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第二，两者的召集频率都并不高。

也就是说，制宪者的本意实际上是国家主席独立行使外交权，而不受其他国家机构的限制。以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的个人威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一旦提出建议，就不可能出现不理拉倒，毫无办法的情况，而是会立即引起高度重视，且很多人会被说服。  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查权从来没有行使过？ 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状况自然是焦点之一。

其中，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调查以及法律法规调查倾向于为立法或者修法做准备。我国宪法规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就是对调查对象的强制性要求。上述五种调查权的联合作用，则有助于提高人大权威以及满足人民知情权的需求。证人如拒绝出庭，或拒绝回答调查法庭提出的问题，调查法庭可提请高等法院按藐视法庭罪予以处罚。

英、美、法、德等立宪国家，不论宪法有无明文规定，学理及实务上莫不承认国会拥有调查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撤职方面，根据国务院提请，1980年解除了石油部部长的职务，1987年撤销了林业部部长职务。

进入立法程序后，调查程序在《立法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因而是立法必经的程序。马克斯·韦伯认为调查权是使议会能够处于国家政治生活领导者优越地位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鞭策政府和行政部门纠正工作错误的鞭子。不过，这样的局面并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之，势将失去多数人民的尊敬和信任。

议会调查权随宪政惯例发展出来后在议会法中得以确认。如，2012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指出，在开展执法检查时，深入分析现行法律规定不适应不完善的问题，为修改完善法律提供重要依据，使法律的修改更具针对性，使法律的规定更具可操作性。[35]参见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2年3月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12年3月19日第2 版。即在一般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在行使职权遇有事实不清需要调查的，首先应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调查。

德国基本法第44条规定了调查委员会的设置：联邦议院有权利，并在四分之一议员提议下有义务设置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在公开会议上审理必要的证据，也可秘密进行。特定问题调查则从来没有进行过，而且也一直未出现有必要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情形。

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人事任免往往在党内经过充分的酝酿与讨论，而且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设有相应的党组，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通过调查后再公开进行罢免、撤职的几率非常低。[12] Mc Grain v,Daugherty, 273 U.S, 1927,p135. [13]潘传表：《国家困境与其治理路经的变迁》，《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8期。

[48]虽然马克斯·韦伯与杜鲁门是站在西方议会的基点上所得出的结论，但从我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义来看，他们的结论对我国人大调查应该有借鉴意义。[28]对于各级人大选举、决定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宪、违法情形进行罢免之前必须查清事实、查明真相，进而确定依法罢免的事实根据。议会调查权说虽兼顾了人大立法和监督职能的全面性，但因人大与西方议会的差别而陷入了方枘圆凿的窘境。[39]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5年中，共组织21次执法检查，3800多人次参加执法检查。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在列举了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后于第1款第5项指出，对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并在第2款规定，民族委员会还可以对加强民族团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32]2011年，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心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包括就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城市社区建设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的专题调研，形成100多份调研报告，为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定问题调查与前四种人大调查权紧密联系，即前四种人大调查都有可能转化为特定问题调查。我国人大调查权建立时立基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城乡二元体制划分、人民利益一致性等因素，因而倾向于支持式监督。

内容上必须是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需要且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无法胜任的重大问题。[⑩]我国宪法对调查权予以确认，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相关职权的固有权力。

[⑧]参见曾繁康：《比较宪法》，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31页。准确理解制度及其精神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现状，这是科学的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基础。

人大调查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为行使立法、监督、任免、财政审议和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而依法采用特定方法查明相关事实的明示、固有、辅助的强制性监督权。辅助权力说似较合理，也为各国学界及实务通说。立法调查常常也称立法调研，广义的立法调查是有立法权的主体为制定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而进行的调查研究。[42]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其次，自治法与控制法的差距。[13]于是，某些强迫的措施甚至立即的惩处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免除遭受可能侵犯的必要且有效的手段。

  摘要:  目前以人大调查权为研究主题的文章中，存在三个亟须厘清的误识：人大调查权的特质、类别及行使情形。人大调查权在第一性权力关系受到干扰、破坏的情况下对第一性权力关系具有补救与保护作用。

因此，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调查是专门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不存在没有行使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5年中，由副委员长带队，就22件法律的实施情况组织了25次执法检查，共邀请代表1700人次参加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等，组织代表5354人次参加专题调研。

[18]参见朱福惠：《全国人大调查权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30]参见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8年3月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人大》2008年第6期税收法定主义是将应然宪法秩序转变为实然宪法秩序的重要调整手段，它以税收法律关系为核心，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实然的社会秩序。因此，税收法定主义既是法治精神的产物，法治的精神内涵又随税收法治主义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宪法乃百法之首，是一切国家公权力的源泉和根据。税收法定主义是资产阶级争取税收立法权的斗争胜利后确立下来的一项原则，基于‘不代表、不纳税的税收法治思想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普遍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因而其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以国会颁布的税收法律形式出现的。

（一）对宪法价值的财税法诠释 税收法定主义被视为现代税法的最高原则而备受推崇。宪法是百法之首、诸法之要，制宪者在宪法文本中表达的抽象价值必须借助具体法律才能得以实现。

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22] 邓世豹：《论中国宪法民主的发展》，载《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